“第一个号密令”的台前幕后（下）

时间: 2024-12-15 14:21:35 |   作者: 乐鱼体育全站app网页版

　　秘书说蒙古方面通报今夜有暴风雪，情况可疑。马上警惕起来，会不会是军事行动的暗语

　　九大之后，决定结束自“文革”开始以来的混乱局面，全力以赴投入到战备之中。1969年8月28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和驻边疆各部队指战员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日本等报刊认为中国是在动员全国人民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进行战争准备。9月3日，周恩来起草中央通知，指出1969年8月28日中央发布命令之后，在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出现了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这是不恰当的。望你们立马停止所属的报纸、电台关于这类口号的宣传。周恩来不让公开宣传准备打仗，是因为这种提法不明确，会让苏联和世界误以为中国想打苏联。

　　国庆节就要到了，照例要发布庆祝口号，周恩来主持拟定了若干条，拟由9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其中战备方面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在审阅时意犹未尽，又加了很长的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实际做到有备无患，从这点上说，边疆、三线、公海均更重要，均更急迫。9月25日，根据的指示，由总参谋长黄永胜主持召开了各大军区总部、各兵种的负责同志和作战部同志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加强“三北”地区的战备问题。的秘书说，多少年不再骑马、身体极差的还练起了骑马。向建议，急调驻守无锡的某军到张家口地区，加强张家口地区的防御，这个建议得到的同意。还让总参绘制了一张长约七米、宽约三米的“三北”地区防御态势示意图，以备随时研究。

　　9月27日全军作战会议结束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留念。说，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走后，与会人员到湖南厅继续开会，等人讲话。说，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成了指导部队战备工作的纲领。这句话并不是的发明，而是说的。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等人又召集有关人员布置传达和贯彻。

　　9月30日，视察了北京卫戍区和西郊军用机场。他指着地图说，这是我们的弱点，敌人从蒙古下来，将直下兰州、西安，震动全国。回到毛家湾后，立即召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和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说，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谈一下战备问题，你们认真分析研究一下。这个仗看来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蒙古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小时就飞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一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第二，要在机场的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针对飞机摆放过密，批评吴法宪缺乏敌情观念。接着，拿着一米多长的指挥棒，指点着铺在地毯上的，询问北京地区的节日防护工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分别作了回答。这时，秘书走来说蒙古方面通报今夜有暴风雪，情况可疑。听到暴风雪，眉头一皱，马上警惕起来，会不会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暗语？阎仲川事先了解这一个情况，派人问询过气象部门，蒙古方面今夜确实预报有暴风雪。他说明后，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又提出一个新问题，一旦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有多大？你们研究研究。

　　临走，再次说，国庆节是个关口，一定要加强戒备，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10月1日、2日、3日，10月1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你们看怎么样？你们可以再想想，还要采取什么措施？吴法宪说，我们空军的战备没搞好，我有责任。我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指示，回去后立即行动。当天夜里，吴法宪用电话向林办报告，根据的命令，空军在北京附近的几个机场上停留待命的作战飞机除少数值班外，其余已经全部转移，其他措施也在落实。

　　9月30日深夜，以防备敌人节日轰炸，造成密云水库决堤为由，提出把密云水库的存水放掉。黄永胜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反对，认为那样会淹了下游的老百姓。翌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水利部负责人开会研究，否定了的意见。10月18日晚，前指在传达指示时，又接到秘书张云生的电话，说询问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洪水会对北京市区造成多大危害？是不是能够考虑采取一些措施？阎仲川听了值班参谋的报告后，指示以总参名义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联系。吴德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要求北京市派出负责干部到现场勘测研究后提出建议。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带着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水利专家到了密云水库，大家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因连年干旱，密云水库只有一半库存，即使大堤被炸，对北京市区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区的主要水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放水。

　　黄永胜在传达“紧急指示”时，作了“发挥”。阎仲川向下传达时在记录上加了个序号，文件名称变成了“林副主席紧急指示（第一个号令）”

　　1969年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惯例，这一年是应该大庆一下的。节前的长安街和广场都安装了节日的灯饰。没想到，节前一场罕见的冰雹，把已经装好的灯砸碎了许多，这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

　　据知情人说，1969年的国庆是在内紧外松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安安静静，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城楼上检阅队伍，晚上还放了焰火。老百姓都在欢天喜地，并没觉得这与往年有什么不同，而作战部门却作了最坏的打算。军委办事组也在节前发出紧急指示，节日期间各级首长均应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前沿部队和驻大城市部队的车辆和石家庄、张家口方向的部队适当向附近农村疏散。驻“三北”地区的机关、部队在接到命令后全部进入了一等战备状态。所有的军事情报部门和远程雷达都在不间断地紧张工作，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带一部电台和有关人员登上城楼，确保及时收到敌情报告。空军把一架直升飞机停在和午门之间的空地上，以备情况紧急时保证等人能迅速转移到指挥位置。

　　国庆节平安过去后，形势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紧张。根据“布拉格事件”的教训，尤其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准备好。苏联一旦发动进攻，最大可能和最大威胁是从中蒙边界直插北京。

　　10月5日，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这次行动极其保密，除了报告外，连周恩来都不知情。从张家口回到北京，受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的新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说，历史上沙俄就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强占了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贪得无厌的敌对国家；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界集结重兵，虎视眈眈，因而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战备工作。请与会人员重点研究，苏联如果对我发动核袭击，将会出现啥状况？除了袭击中国的，有没有可能袭击城市？在谈到大城市特别是北京防备核袭击时，引用了不久前的讲话，说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强调说，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核袭击的重要措施。周恩来接过这一个话题，作了重点阐述。周恩来说，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周恩来拥护关于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意见。

　　10月14日，、、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委员们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驻京机关人员，并公开见报，有意显示中国一切正常。接见之后，即乘专列南下武汉。根据的意见和中央统一部署，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紧急疏散。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疏散工作作了安排。朱德、李富春到广东，陈云、到江西，到河北邯郸，到长沙……周恩来和总参谋长黄永胜留守北京。

　　10月17日，前往苏州。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前指机关秘密进入京郊战备工事。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说，10月18日下午5时，叫我去，我进去时，他正在室内低头踱步，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他让我坐下记录，他仍站着，口授了四条。说苏联谈判代表团10月19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避免苏联利用谈判的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应立即疏散；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各种重要装备、设施和目标要注意隐蔽和伪装；要加强作战值班；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随时发射武器的准备。说完，问，都记下了吗？张云生说，都记下了。让他又念了一遍，说，好，就这样，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我说的这几条传给他。张云生说，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首长指示都要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压一压？说，噢，当然要压一下，可以压几个小时。想了想，又说，你把这个电话记录稿再送给叶群看看。

　　张云生见到叶群后，说明了情况。叶群说，首长叫打电话，你们就打呗。对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张云生说，我看不出有什么样的问题，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叶群让他讲下去。张云生说，第一，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叶群马上说，对对，这个建议好。叶群又解释说，首长这是战争时期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状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首长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现在还没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主席是应当的。你再说第二条。张云生说，第二，这里讲让二炮部队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是导弹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就可能引发世界大战，我建议对这条加上一些限定词……好，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不等张云生说完，叶群就叫张云生随她去见，当面建议改一改。叶群把张云生的建议当成她的建议，对说了。说，同意，就照你的意见办。叶群对张云生说，你把这份电话稿再抄一份给我，我负责向主席那里报告，你负责传给黄永胜。张云生问，再压多久呢？叶群说，两个小时足够了。

　　两小时后，、叶群那里再没动静。张云生想，叶群一向注意突出主席，估计叶群已经报告给毛主席了，他叫军委一号台找到正在西山的黄永胜，说同志对部队当前战备工作有四条指示，让我传给黄总长，请你记一下。黄永胜说，好，我马上就办。这个电话稿，张云生以“首长让给黄永胜去电话”为题，将原件存在档案柜里。张云生说，奇怪的是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时，加了一个“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标题。那么，是何时了解这一个“紧急指示”的呢？说是10月19日以电话记录的方式，急件传阅报告。

　　10月18日晚8点左右，黄永胜叫阎仲川来一下。当阎仲川赶到黄永胜那里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已经就座。军委办事组本来在京西宾馆办公，因为怕苏联突然袭击，才搬到前指。黄永胜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黄永胜没有照着记录念，也没有分条条。他只上过三年学，但在他们那一拨老红军中文化不算低。由于这是紧急的事情，他就自己记录了。但他毕竟文化有限，只是把大概意思记下来，不够连贯，于是他又作了一些解释和补充。阎仲川用保密本记完，问怎么传达。黄永胜说用电话说说就行了，在场的其他军委办事组成员谁也没说话，似乎并没把的这个指示当成多郑重的事情。晚上9点半，阎仲川到了作战值班室，让值班参谋整理出一份电话稿。他想，这是我们开设前指以来第一个首长指示，就编成一号吧。对经手的文件编号是总参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因为上边还可能继续下达命令，没个编号怕乱了套，将来查起来也没办法查。

　　要说编号也没错，加上“第一个号令”也没错，本来就是发布的嘛。但是，阎仲川长期在工作，到总参的时间不长，没有在上层工作的经验。在可以做的事，在北京就不一定可以。如果电话稿整理后经黄永胜审阅签发，或许黄永胜会去掉那个刺眼的标题。但黄永胜连续几天忙碌，身体不适，服安眠药早早睡了。黄永胜办事比较粗糙，在时，阎仲川作为老参谋，经常帮他堵漏洞，先斩后奏的事也有过。这时，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有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要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赶快把的指示传达下去。

　　经阎仲川整理的“紧急指示”一共六条：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不正常的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一定要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日、20日应格外的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立即疏散隐蔽。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〇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在庆祝建国20周年的活动中，广场上的队伍，表面上一片安祥，但层却为苏联可能发动的突袭而精心备战

　　在京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大为惊讶，把黄永胜等人找去询问：为何需要把指示变成“第一个号令”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时期，许多秘密是保不住的，不要说军事秘密，就是中央的绝密也会以小道的形式很快流传到社会。因为战备，党的九大突出了军队的地位，这一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就其主要工作而言是军人，军人在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中担任革委会主任。再说战备不仅是军队的事，地方也跑不了。于是，有的革委会主任便向地方作了传达。很快，的“紧急指示”被连夜刷成大字报贴到街上，群众慌了，有个别省闹得很厉害。

　　事情很快反馈回来。10月19日的地方电报传到中央，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大为惊讶。他把黄永胜等人找去询问，特别提出为何需要把指示称作“第一个号令”？黄永胜哑口无言，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也都无言以对，他们也不知道一夜之间“紧急指示”怎么就变成“第一个号令”。

　　晚上10点，黄永胜气乎乎地把阎仲川叫去，屋子里还是昨天那几个人，黄永胜大声说，你们昨晚发的那个电话稿，为什么叫“第一个号令”？谁是“二号”？阎仲川解释说那只是编号，是前指发出的第一份文稿，以后还发了二、三、四号。邱会作说，你们那个电话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不要编号，或者按照过去的习惯编号，用“参作字××号”就好了。也说，这个事情你们搞得可不好啊！可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谁也不好再说什么。

　　10月20日上午，黄永胜把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的电话稿拿去审查，又发现了问题。说林副主席指示是四条，怎么变成了六条？你们把我们办事组的意见同林副主席的意见都混到一起去了。阎仲川说明后，黄永胜没再说话，因为主要意思没错，也就算了。

　　10月20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紧急指示”的问题，并对编号作了说明。10月22日，中央、发布《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为了预防边境地带有可能造成的军事冲突，要求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需报，经批准后方可行动。

　　叶群也从苏州回到北京，参加了10月20日的会议。她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说到有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叶群完全理解错了的意思，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说这话时的情绪。回忆，的“紧急指示”先送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批示，请主席阅。拿着急件给看，一脸不高兴，说烧掉。还没等反应过来，已经用火柴把传阅件点着了，接着他还要烧信封。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这才作罢。

　　这就是说，只是让烧掉，却没有让停止执行的“紧急指示”。这似乎说明他是对“林副主席紧急指示”这个标题不满。而阎仲川无意中加了个“第一个号令”，使的不满达到顶峰。以后，周恩来问过，知不知道有一个“第一个号令”，说，什么“第一个号令”？我没听说过。以后，“第一个号令”很久没人提起，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一个号令”才被重新提起，阎仲川因此被隔离审查了7年半。别的问题都逐一排除了，只剩下“第一个号令”还迟迟过不了关。1973年，重病的周恩来请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过去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总参党委作出决定，阎仲川按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离职休养。

　　1969年10月18日，经同意，有关部门发表了《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公报》。10月19日那一天，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最紧张的一天。远在苏州的让秘书张云生不间断地与总参作战部电话联系。平时，午睡时从来没超过12点，但那天他却坚持等到苏联谈判代表团从飞机上下来，否则不睡觉。少睡个午觉对一般人来说，似乎没什么，可是要知道，因为抗日战争时的枪伤，长期处于很难来想象的病态之中。而这时，一切的一切仿佛都不在话下。张云生对苏联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一步一报，直到中午过后，苏联谈判代表团的飞机在北京东郊机场落地，代表团成员从飞机上走下来，情况正常，这才松了一口气，肯去休息。

　　的“紧急指示”传达到部队后，部队很快进入了一等战备。不久，苏联军队也相继进入戒备状态。沿中苏边境一带的苏军，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以及台湾的军也都相继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紧急战备一个月后，北方已确定进入冬季，部队还在野外的战备工事里。苏联在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中亚军区，包括此前成立的远东军区，共有两大军区虎视中国，何况远东军区还是苏联16个军区中唯一拥有20个师以上兵力的大军区，这使苏联对新疆发动“肢解性”战争的可能性一天比一天突出。发出《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的指示，说中苏谈判50余天毫无进展，目前“三北”地区江河封冻，装甲车辆皆可通过，是苏修发动突然袭击的最有利时机。为此，要求一线部队严加戒备，加强侦察，掌握敌人动向，纵深地区要继续抓紧战备工作的落实。12月11日，军委办事组继续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针对防御作战的薄弱地点，中央决定在内蒙古实行军管。12月31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送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当天指示照办。

　　战备就这样持续下来，中国不得不在东北和新疆两个战略方向上加强战备。但是，打仗老是遥遥无期，天却越来越冷，“三北”地区的疏散部队还在野营。如果真打起来，也没什么说的，命都可以不要，冷点算什么。可是看样子仗打不起来了，部队还冻在野外干什么？官兵们受不了，重型武器装备也受不了。上边好像把他们忘了。左等没有撤的命令，右等还是没有撤的命令，各大军区纷纷叫苦。秘书张云生综合来电向报告，还很奇怪，部队可以回营了，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疏散呢？你给黄永胜打个电话，让他们研究一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这时，叶群阻止道，首长不能发这个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责任谁来负？于是，不说话，军委办事组也不说话，聪明点的自作主张班师回营，老实的就在野外多冻了一些日子。直到1970年4月24日，春暖花开，军委办事组才以的名义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在野外整整冻了一冬的疏散部队和重型装备终于全部返回了营房。

　　至于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虽如期举行，但由于双方的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一开始就陷入僵局。谈谈停停持续了将近9年，代表团团长换了几任，始终未能达成协议。1978年7月以后，就无限期休会了。不过，自从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边界地区再未发生较大的武装冲突。